如1939年，美国为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紧张的政治经济环境，颁布了《战略和关键矿产储备法案》。1974年，美国为了护冷战背景下的国家利益，发布了《关键进口产品备忘录》。这些政策均对关键金属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制定了相应的物资储备、贸易和分配制度。

第二阶段（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迎合全球化趋势，转实入虚，重视资源高附加值应用技术开发。随着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深入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供应链全球化趋势迎来大发展。为提高企业收益和效率，美国积极推行促进贸易战略，并将关键金属战略重心转向鼓励新技术开发。

如1990年，美国内政部指导建立了主要负责矿物冶炼工艺、回收技术和替代材料开发的“战略性资源矿产技术中心”。

第三阶段（金融危机2008-2018年）：迎合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高度重视产业链安全。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等事件的影响，美国的关键金属战略逐渐从效率优先向安全优先转变。

2008年，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提出了基于供应风险和经济重要性的关键金属二维评估方法。2013年，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埃姆斯国家实验室与多家企业、大学、国家实验室联合成立了致力于解决关键金属供应风险问题的关键材料研究所。

第四阶段（特朗普、拜登执政期间）：遏制中国崛起，推行关键金属供应链的“去中国化”。凭借巨大的金属冶炼产业优势，中国在关键金属供应（特别是冶炼产品供应）阶段占据着主导地位、并正加速向下游材料利用及先进制造阶段延伸。近年来，美国对此深表担忧。

在政府官方报告中，美国直言不讳地将中国称为敌手（Adversary）和假想敌，大肆鼓吹和渲染中国对其关键金属供应链及国家安全的威胁。特别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先后发布了三道总统行政令，不惜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national emergency），强调与中国在关键金属中的竞争关系。现任总统拜登在上台后，要求白宫对美国关键金属供应链进行百天审查，并以“中国稀土永磁体威胁美国安全”为由启动了对中国永磁产业的232调查。